的確有種想長嘯或獅子吼的動力、想振聾發嘳、登高一呼，呼喚正義與公理。但無論如何，無論劫難因緣如何配置，我們依然是堅定而真實地做「必須做，而且別無他途可行的事。」蘇案與這島上每一位人民同在，他們不自由，我們的自由也是虛妄不實的。
很多人對聲援蘇案的民間團體，提出質疑、怎麼能那麼篤定蘇建和三人沒有犯案？但聲援蘇案的司法改革只是為了避免更多人受到刑求、或不依證據法則定罪、成為下一個蘇建和或劉秉郎或莊林勳而已...
為蘇建和三人辯護的許文彬律師，在蘇案宣判後寫了這篇文章，批判台灣審判體系中「審判者族群」的「權力傲慢」文化徵候，自成一部大型的「裁判機器」，一旦某個個案通過此一機器的「型塑」，則僵硬、扭曲的產品裁判，再也沒有任何另外一部機器可以軟化或導正它。
參與刑求的人不願道歉，濫行起訴的人不願道歉，誤審誤判的人也不願意道歉。一個國家號稱自己的司法制度「文明」，蘇案卻尚未終結，無辜的被告三人仍舊被判決有罪，這是身為法律人的悲哀。
原來...不是只有蘇建和、劉秉郎、莊林勳三個人從青年到中年被冤獄訴訟纏身，1959年姚嘉荐案、1963年張韻淑火窟雙屍案、台北市土銀搶案錯抓王迎先.....台灣司法史上冤獄真不少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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