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紀蘇說：「自由派近年喜歡強調民間，好像用民間跟官方對抗，其實思想跟官方最密切。他認為，李大同跟很多官僚出身的商人一樣，在體制內得到好處，將報紙做大變成自己的，回過頭來就不認帳」，事實上背後有洋人和民間資本利益集團的主子。
這些年來，不少關心教育改革的朋友最為不解的現象莫過於，原本應該攜手合作的家長團體與老師組織，為何近來卻大有形同陌路之感？少數家長團體幹部，對教師敵意之深，更幾乎到了逢師必反的程度。
我們日日造業、不是不報，請睜眼看法國，允人做工、家居留、生子抱孫，並授予地方參政權，恰為台灣之對極，然只要種族歧視殘存不去，就要罹大禍，是則野蠻超過南非的台灣又豈能逃過天譴？
其實白俄之能阻止了顏色革命，魯卡先科的政績也是主因，每個成年人都有工作，退休者平均可得一百二十美元，青少年接受免費教育，平均每兩戶有一輛小轎車，情況較俄羅斯都好，更不要說烏克蘭了。
最初，寫作此文只是要回應崔衛平女士的大作〈有感於趙剛批評龍應台〉。但在提筆時，適逢龍應台女士發表了〈請用文明來說服我──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〉。對這篇文章，我既有複雜的感受，又有清楚的不同意，特別是關於現代化意識形態以及如何在區域間發言的看法，也就是所謂「區域批判知識份子」的問題。
一個群眾要走出來，他首先會想到找誰出來一起反抗，地方上總是要有人來領導。這是很實際的問題。以日據時代的文化協會、農民組合基本幹部為主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，就成了最直接的基本組織。他們敢於反抗日本人的統治，在光復初期，有較高的社會聲望，自然成為領導者。而文化協會後期的左傾、農民組合與台共密切的關係，其思想不言可喻。他們所組織的二二八是什麼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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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rmia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