政治不可避免地因此變得更加民粹主義：美國右派已成為“富豪民粹主義”——一個由自由市場宣導者、民族主義者和社會保守主義者的聯盟，而左派則日益變成了“保護民粹主義者”——一個由貿易保護主義者、主張政府干預的人士、社會自由主義者和反民族主義者的聯盟。這會危及到知識份子的團結與理智的決策。
威權政體下，本就嬴弱的公民幾乎時時都要面對暴力衝動幾無節制的國家機器，所能依賴的社會緩衝幾乎只有“市場經濟”，而“市場失靈”之說的簡單化理解必將起到負作用，從而為國家主義張目。這樣就比較可怕了。也正是因此，我才極力寫文章抨擊郎鹹平等人的主張。Warton出來的人這樣助紂為虐還贏得公眾的廣泛支持，極權思想卻在廣泛的民粹主義中得到支援和褒獎，...
左派與右派的論戰，有時讓我覺得這是場行銷戰。左派打著道德體操術，至少在全球化議題裡戰無不勝，但欠缺真正解決問題的作法，這次法國青年抗議新就業法，其實就是可悲的兩敗俱傷：贏了左派的面子，卻失去解決就業的裡子。
左派與右派的論戰，有時讓我覺得這是場行銷戰。左派打著道德體操術，至少在全球化議題裡戰無不勝，但欠缺真正解決問題的作法，這次法國青年抗議新就業法，其實就是可悲的兩敗俱傷：贏了左派的面子，卻失去解決就業的裡子。
當台灣政府無法有效監督雇主善待外勞，而成為台灣在國際人權紀錄上的最大汙點之際，台灣只有有兩條路，一是全面禁止引進外勞，另一條路是全面開放外勞雇用市場，讓外勞在勞動力市場完全自由流動，讓他們的真正市場價格反映在薪資上，也讓外勞可以用腳向不肖雇主投票表達不滿。
最近法國因為首次雇用法案（CPE）鬧得不可開交，兩相對照，頗令人玩味。看著台灣的報紙評論，一些論者似乎仍然活在1968年──其實，身為一個第三世界的人，對於西方人能享受如此完善（近乎不可思議）的職業保障，難道不會有任何妒恨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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