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天我和兩個朋友有強烈的感動為他這件事禱告，我們同心禱告了兩個小時，當時也在場的國倫即立志要把音樂獻給神用，同時他也從那種痛苦的交戰中被釋放出來，這對他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但神帶領他走過來了，最近有一位牧者在禱告中受到神的指引，他說國倫的音樂要像大衛的五顆石頭，將擊敗世界的王。
溫醫師據回憶口述的這個過程讓我感觸良深。參與這過程的，是許多不同場景中的許多不同的人，事出突然，絕不可能有一個人從頭到尾安排照顧著這件事，但表現出來的結果，當事人卻全程都被一份沉著深刻的默契仔細照顧著。到底是什麼樣的生活教育和社會文化，才能造就人能這樣善待人的悲傷？
巴默爾的這種想法，勢必得面對一個質疑：這種「高舉自我」的行為，是否太過自私自利。不過，巴默爾倒是覺得，未能真正活出自己的人，才是既自私，又會傷害別人的行為。一方面，這種人是把「外在標準」拿來當保護傘，以為只要符合這個標準，就萬事OK，這樣的人其實才是真正的自私；另一方面，因為硬要照「標準」來活，但是自己的天賦中，又沒那般能耐，結果不但達...
所以，《彩繪面紗》裏道地的英國中產階級少婦凱蒂庸俗無聊，而中國的香港卻促成瓦爾特醫生變成「聖人」。我這放大鏡的隱喻也很符合張愛玲文學，不過是刻畫了香港的另一個鏡象。兩相對照，毛姆故事說的是理想的城市，破碎的婚姻；張愛玲講的是破碎的城市，意外促成的終成眷屬，耐人尋味。
《勿忘我》讓人看到史蒂芬‧金在很努力、很用力地要再寫一本好書，一個好故事。似乎，他也在掙脫他的亞特蘭提斯。布羅廷根還跟巴比說了一段十分有意思的話：「很多書雖然也寫得很棒，但是故事卻不夠好。巴比，有時候要為了好故事而讀一本書，有時候則要為了文字──為了作者的語言，而讀一本書，不要像那些保守的讀者那樣。但當你找到一本故事又棒、文字也很精采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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